53岁的李萍重伤入院，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弃治疗，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；被宣布临床死亡后，肝肾器官被摘除，家属获得20万“补助金”，但她的儿子石祥林却发现“捐献”有假。

这起离奇的案件发生在安徽蚌埠怀远县。8月8日，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向澎湃新闻证实，李萍的器官“捐献”，并非通过正规途径，“是医生的个人行为”。

澎湃新闻近日从办案部门获悉，涉案的6名医护人员已被以涉嫌侮辱尸体罪逮捕。据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此案由市、县两级公安联合调查，目前仍在侦办中。

患者李萍受伤后曾入住怀远县人民医院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1精神分裂症患者将母亲与弟弟一家三口砍伤

李萍的小儿子石祥林告诉澎湃新闻，2018年2月10日晚上，他责怪哥哥石某在外面惹事，两人电话中发生争吵。没想到这次争吵竟酿发悲剧。第二天凌晨，石某持一把斧头，将母亲和石祥林一家三口砍伤。

伤情严重的李萍，被送进了怀远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（ICU）。病历资料记载，李萍入院后的第5日——2018年2月15日凌晨，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，自主呼吸消失，生命垂危。

杨素勋是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。他在李萍的“死亡记录”中写着：2月15日凌晨3:55，对李萍停用呼吸机，用手动呼吸球囊维持通气，平车送入江苏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中；停止机械通气后，凌晨5点，李萍心跳停止，“宣布临床死亡，开始行器官捐献”。

器官获取5天后的2018年2月20日，北京一家医院在移植手术前对李萍的肝脏进行了病理检查；2018年2月24日，天津一家医院对李萍的双侧肾脏，也进行了移植前的病理检查。

在器官摘取的前一天，李萍的丈夫和女儿在一张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”上签了名。但这张登记表后来引起了石祥林的怀疑。

李萍丈夫和女儿签名的《中国人体器官登记表》，上面的登记单位和编号均是空白，也未盖印章。受访者供图

2红十字会：非正规器官捐献，是医生的个人行为

石祥林觉得母亲的器官捐献“有问题”。2018年5月，他去了趟北京，找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。“他们后来回复我，只要按正常渠道捐献的，他们系统里都能查到，但我妈妈的查不到。”石祥林说。

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份书面材料显示，石祥林母亲李萍的器官捐献，红十字会人员没有参与，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。

2019年8月8日，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向澎湃新闻证实，李萍的器官“捐献”，并非通过人体器官捐献的正规途径，“是医生的个人行为”。

杨素勋向石祥林出示的转账照片显示，2018年2月16日，一名叫“黄超阳”的汇款人，通过银行向石祥林的堂兄转账20万元。“他（杨素勋）说为我们申请了最高标准的国家补助，20万元。” 石祥林说。

李萍的肝肾“被捐献”后，有人通过银行向家属转账20万元。受访者供图

3中央督导组介入，6名医护人员被捕

怀远县人民医院ICU外面走廊的墙壁上，还挂有医师杨素勋的宣传资料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8月13日，怀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，今年5月，怀远县公安局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，“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罪，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。”被捕嫌疑人中包括杨素勋。

澎湃新闻从怀远县公安局和石祥林的代理律师处了解到，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医护人员，除杨素勋外的另外5人，来自南京的医院，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，犯侮辱尸体罪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；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，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对于此案的定性问题，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案件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调查。据其介绍，此案由蚌埠市、怀远县两级公安联合侦办，将严格按程序办理。

怀远县卫健委医政医管科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，等调查结论出来后，卫生行政部门将依据司法机关的定性，对涉案医生进行行政处罚。

4沉重的思考

器官移植是许多危重疾病的最后希望，效果虽明显，但人体器官来源于人体、不可再生，因此器官来源一直是制约器官移植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正因如此，尽管人体器官交易早就为法律所不容，但“黑市”却紧咬着器官稀缺这个软肋，多年来一直屡禁不止。

在一般人的想象中，这类黑市交易似乎充满着血腥和暴力，往往还要和黑社会搭界在一起。但这一案例暴露出，在治病救人的“白衣天使”中，也有为了利益不惜出卖底线者。

从报道披露的相关流程看，如果缺乏严格监管，医院确实容易成为人体器官地下交易的重要源头。

在现代社会，90%以上的死亡发生在医院，大多数人生命的最后阶段会在医院度过。面对这些即将死亡的群体，医生对于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具有极大的话语权，对于游说患者或家属提供器官也具有很强的导向性。

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容易“自我原谅”的理由：反正器官提供出来是可以救人的，至于是捐给别人还是卖给别人，从单个病例而言，本身没什么区别，且相关家庭还能获得些补偿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医生从治病救人到代言器官买卖，确实可能在闪念之间就完成了。但显然，这样的托词有意忽视了“逝者尊严”和“非法得利”。

早在2007年，国务院就公布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对此项工作进行了严格约束，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又印发了《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今年又做了修订），对器官移植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规范，但依然发生这种违法事件，确实令人遗憾。

虽然到头来，被贩卖的肝肾器官也会移植到了需要的患者身上，可按照相关规定，捐献器官的分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，遵循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原则。实施手术的医院通过“快捷途径”获得了器官，会不明白背后暗藏的玄机？

现在相关调查还在继续，哄骗家属以捐献名义买卖器官的医生自当严惩，但实施移植手术的医生和医院在其中承担了什么角色，在个别案例背后有没有一套“地下器官交易流程”……针对这些疑问，也应该顺藤摸瓜，一并严查。

非但如此，相比于事后查找原因，能否在各地推行严格的移植手术上报制度，要求每一例移植手术都在术前上报手术信息，也值得考虑。这里面的重点是填报器官来源，对于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分配来的器官，有关部门要及时叫停进行器官再次分配，或者在手术后对术者及受捐者进行严格审查，不放过每一个可能违规的细节。

患者器官被买卖，的确再次验证了我国器官来源的紧缺。如何让更多的逝者愿意捐献器官，确实需要破解难题。而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，医生应该成为器官捐献而非买卖的代言人，进而取信于那些患者及其家属。鉴于此，解剖好本案这只麻雀，对涉案的违规人员严惩不贷，以净化我国的器官移植领域，显然很有必要。

来源：澎湃新闻、新京报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