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者肝肾被“假捐献”,6名医护人员被捕!医生岂能当器官买卖“掮客”?

2019-09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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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3岁的李萍重伤入院,家属被告知其脑死亡后放弃治疗,并在一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了名;被宣布临床死亡后,肝肾器官被摘除,家属获得20万“补助金”,但她的儿子石祥林却发现“捐献”有假。


这起离奇的案件发生在安徽蚌埠怀远县。8月8日,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向澎湃新闻证实,李萍的器官“捐献”,并非通过正规途径,“是医生的个人行为”。


澎湃新闻近日从办案部门获悉,涉案的6名医护人员已被以涉嫌侮辱尸体罪逮捕。据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,此案由市、县两级公安联合调查,目前仍在侦办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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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李萍受伤后曾入住怀远县人民医院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
1精神分裂症患者将母亲与弟弟一家三口砍伤


李萍的小儿子石祥林告诉澎湃新闻,2018年2月10日晚上,他责怪哥哥石某在外面惹事,两人电话中发生争吵。没想到这次争吵竟酿发悲剧。第二天凌晨,石某持一把斧头,将母亲和石祥林一家三口砍伤。


伤情严重的李萍,被送进了怀远县人民医院的重症医学科(ICU)。病历资料记载,李萍入院后的第5日——2018年2月15日凌晨,她已处于脑死亡状态,自主呼吸消失,生命垂危。


杨素勋是怀远县人民医院ICU主任。他在李萍的“死亡记录”中写着:2月15日凌晨3:55,对李萍停用呼吸机,用手动呼吸球囊维持通气,平车送入江苏省一家医院的救护车中;停止机械通气后,凌晨5点,李萍心跳停止,“宣布临床死亡,开始行器官捐献”。


器官获取5天后的2018年2月20日,北京一家医院在移植手术前对李萍的肝脏进行了病理检查;2018年2月24日,天津一家医院对李萍的双侧肾脏,也进行了移植前的病理检查。


在器官摘取的前一天,李萍的丈夫和女儿在一张“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”上签了名。但这张登记表后来引起了石祥林的怀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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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萍丈夫和女儿签名的《中国人体器官登记表》,上面的登记单位和编号均是空白,也未盖印章。受访者供图


2红十字会:非正规器官捐献,是医生的个人行为


石祥林觉得母亲的器官捐献“有问题”。2018年5月,他去了趟北京,找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。“他们后来回复我,只要按正常渠道捐献的,他们系统里都能查到,但我妈妈的查不到。”石祥林说。


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一份书面材料显示,石祥林母亲李萍的器官捐献,红十字会人员没有参与,且未通过正常渠道进行。


2019年8月8日,怀远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陈虎向澎湃新闻证实,李萍的器官“捐献”,并非通过人体器官捐献的正规途径,“是医生的个人行为”。


杨素勋向石祥林出示的转账照片显示,2018年2月16日,一名叫“黄超阳”的汇款人,通过银行向石祥林的堂兄转账20万元。“他(杨素勋)说为我们申请了最高标准的国家补助,20万元。” 石祥林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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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萍的肝肾“被捐献”后,有人通过银行向家属转账20万元。受访者供图


3中央督导组介入,6名医护人员被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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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远县人民医院ICU外面走廊的墙壁上,还挂有医师杨素勋的宣传资料。澎湃新闻记者 朱远祥 图


8月13日,怀远县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向澎湃新闻介绍,今年5月,怀远县公安局将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逮捕,“我们以涉嫌侮辱尸体罪,对6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。”被捕嫌疑人中包括杨素勋。


澎湃新闻从怀远县公安局和石祥林的代理律师处了解到,此案6名犯罪嫌疑人均为医护人员,除杨素勋外的另外5人,来自南京的医院,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。


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,犯侮辱尸体罪的,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;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,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,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。


对于此案的定性问题,怀远县公安局政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,案件的结论仍有待进一步调查。据其介绍,此案由蚌埠市、怀远县两级公安联合侦办,将严格按程序办理。


怀远县卫健委医政医管科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,等调查结论出来后,卫生行政部门将依据司法机关的定性,对涉案医生进行行政处罚。


4沉重的思考


器官移植是许多危重疾病的最后希望,效果虽明显,但人体器官来源于人体、不可再生,因此器官来源一直是制约器官移植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。正因如此,尽管人体器官交易早就为法律所不容,但“黑市”却紧咬着器官稀缺这个软肋,多年来一直屡禁不止。


在一般人的想象中,这类黑市交易似乎充满着血腥和暴力,往往还要和黑社会搭界在一起。但这一案例暴露出,在治病救人的“白衣天使”中,也有为了利益不惜出卖底线者。


从报道披露的相关流程看,如果缺乏严格监管,医院确实容易成为人体器官地下交易的重要源头。


在现代社会,90%以上的死亡发生在医院,大多数人生命的最后阶段会在医院度过。面对这些即将死亡的群体,医生对于下一步的治疗措施具有极大的话语权,对于游说患者或家属提供器官也具有很强的导向性。


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容易“自我原谅”的理由:反正器官提供出来是可以救人的,至于是捐给别人还是卖给别人,从单个病例而言,本身没什么区别,且相关家庭还能获得些补偿。


从这个角度来看,医生从治病救人到代言器官买卖,确实可能在闪念之间就完成了。但显然,这样的托词有意忽视了“逝者尊严”和“非法得利”。


早在2007年,国务院就公布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对此项工作进行了严格约束,2013年原国家卫计委又印发了《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(试行)》(今年又做了修订),对器官移植的具体操作流程进行规范,但依然发生这种违法事件,确实令人遗憾。


虽然到头来,被贩卖的肝肾器官也会移植到了需要的患者身上,可按照相关规定,捐献器官的分配应当符合医疗需要,遵循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原则。实施手术的医院通过“快捷途径”获得了器官,会不明白背后暗藏的玄机?


现在相关调查还在继续,哄骗家属以捐献名义买卖器官的医生自当严惩,但实施移植手术的医生和医院在其中承担了什么角色,在个别案例背后有没有一套“地下器官交易流程”……针对这些疑问,也应该顺藤摸瓜,一并严查。


非但如此,相比于事后查找原因,能否在各地推行严格的移植手术上报制度,要求每一例移植手术都在术前上报手术信息,也值得考虑。这里面的重点是填报器官来源,对于不是通过正当途径分配来的器官,有关部门要及时叫停进行器官再次分配,或者在手术后对术者及受捐者进行严格审查,不放过每一个可能违规的细节。


患者器官被买卖,的确再次验证了我国器官来源的紧缺。如何让更多的逝者愿意捐献器官,确实需要破解难题。而这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点就是,医生应该成为器官捐献而非买卖的代言人,进而取信于那些患者及其家属。鉴于此,解剖好本案这只麻雀,对涉案的违规人员严惩不贷,以净化我国的器官移植领域,显然很有必要。


来源:澎湃新闻、新京报评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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